杜鳳剛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：按照酒寄雅誌先生的研究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在內藤湖南的日記當中搜索不到這方麵的記載。雖然是在一次講演會上，他曾經透露過這種信息，但是那次透露也是非常不自然的。但實際上他到旅順後，也給這個碑做過拓片，這些拓片在京都大學的內藤湖南文庫裏有收藏。因為在經曆了甲午戰爭、日俄戰爭之後，可以說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日本就對東北這塊存有領土野心，所以對這樣的一個曆史界碑，肯定它是不會放過的。他就建議碑要日本收藏起來，後來就把這個碑通過海軍運到日本去了。

17453796619703　　同時我也特別注意到，施毅大校有關常態組織台海方向戰備警巡的表述，也被外媒特別關注，甚至與之相應的英文表述， “new normal” 即“新常態”，也成為英文主流媒體報道台海事態的一個熱門關鍵詞。甚至這輪台海危機的美方始作俑者佩洛西也以此說事，昨天在華盛頓一場簡短記者會上公開叫囂，美國不能讓中方在台海建立“新常態”，她的原話是，“What we saw with China is they were trying to establish sort of a new normal。And we just can’t let that happen。  

　　陳香的印象也是如此，從10年前起，村裏的癌症“簡直像感冒一樣流行”，除了母親，她的大哥和丈夫的哥哥也都曾是癌症患者。他們確診時年齡不過四五十歲，但也都是晚期。陳香還記得，最後一次見到“健康”的大哥是在正月一次趕集時，他說自己得了一點小感冒，準備去衛生室拿點藥。一個月後她得知，在石家莊的大醫院裏，大哥“一直沒好的感冒”被確診為胃癌晚期。再過一個月，大哥完全換了個人，化療毀掉了他的好身板和意誌力，他疼得杜冷丁（一種強效鎮痛藥）一針接一針地打，終究沒挨過那個春天。

　　蘇樹德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、廉潔紀律、工作紀律，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、不收手，性質嚴重，影響惡劣；他還涉嫌違法發放貸款、違規出具金融票證、受賄犯罪，膽大妄為，內外勾結，吃裏扒外，肆意踐踏國家法律，是“風腐一體”、甘於被“圍獵”的典型，必須嚴肅懲處。依據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》等有關規定，經中國光大銀行黨委研究決定，給予蘇樹德開除黨籍、開除處分；經南寧市監察委員會研究決定，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，所涉財物隨案移送。

　　英國廣播公司兩天前發文，特別集納了駐北京及台北兩地記者對解放軍“封島”演訓的追蹤觀察，其中駐京記者的觀察手記，就以“The new normal ”為題。BBC駐京記者麥唐納爾（Stephen McDonell）稱，諸如穿島射彈、艦機大規模逼近抹去“海峽中線”等一係列“極限軍事動作”，正因這次“封島”實彈演訓，進入所謂“認知接受區”，這位記者當然用的是西方視角，找補說這不是因為國際社會“認可”了，而是解放軍開創先例就這麼做了。曾在克林頓政府擔任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，是美國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，她在接受雅虎財經采訪時分析，中國大陸方麵正在主動出擊，利用佩洛西登台作“戰略動員”，以解放軍艦機乃至海警船等等，持續加力施壓台當局，爭取塑造“台海新常態”。

　　杜鳳剛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：按照酒寄雅誌先生的研究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在內藤湖南的日記當中搜索不到這方麵的記載。雖然是在一次講演會上，他曾經透露過這種信息，但是那次透露也是非常不自然的。但實際上他到旅順後，也給這個碑做過拓片，這些拓片在京都大學的內藤湖南文庫裏有收藏。因為在經曆了甲午戰爭、日俄戰爭之後，可以說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日本就對東北這塊存有領土野心，所以對這樣的一個曆史界碑，肯定它是不會放過的。他就建議碑要日本收藏起來，後來就把這個碑通過海軍運到日本去了。

　　日本“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”理事長 藤田高景：這是為自己開脫罪責的強盜邏輯，在21世紀是行不通的。我們發起的“文物返還運動”是根據“物歸原主”的原則，要求將在過去的侵略戰爭中，從中國掠奪的文物歸還給中國的運動。一件具有全球價值的文物的真正主人，是最初創造和存在的地方和國家，不應該被滯留在掠奪者的地方或國家。掠奪國或其博物館的任何辯解都是狡辯。從別國掠奪的文物必須物歸原主，才是合理、正義的原則。今後我們也將強烈呼籲，日本政府早日把掠奪的文物歸還中國。

　　海城地域文化研究學者 薑學東：這就是當初存放石獅的地點。1894年甲午海戰之後，陸路戰場就轉移到海城了，當時這裏戰況激烈，日本的戰地指揮官山縣有朋把三學寺當成日軍的野戰醫院。在野戰醫院期間，他提出將三學寺中的石獅子送到天皇陛下“禦覽”，這樣他就把其中的三座石獅子，一對大的，這兩個點的，還有裏麵一個小的圓白色的，通過海路運到了日本。日本天皇看到之後，把兩座大的放在現在靖國神社門前第一大鳥居邊上，為他們守護靖國神社，另一隻放在山梨縣，山縣有朋老家的個人博物館裏麵。

　　過去幾十年來，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，同時也是最大貢獻者之一。其中，麵向海外不斷進行投資和業務拓展的中企功不可沒。寧德時代在匈牙利設廠毫無疑問有利於歐洲的電動車發展。對那些幹擾務實理性合作的“大西洋派”或醉心於“價值觀外交”的美西方政客，我們要說的是，這些人士應該反思檢討，他們不應該再以特殊眼光看待中國企業的投資。當一係列政治挑釁和脫鉤斷鏈行為不斷惡化雙邊互信和合作氣氛時，世界上任何一家企業都不會“送上門去”，冒成為下一個被蠻橫打壓圍剿對象的風險。如果一直采用這樣的政治手段限製經濟行為，那隻會和經濟全球化的大勢背道而馳。這個道理，再簡單不過。